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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三言”小說英譯及其研究現狀

時間:2020-08-20 09:21作者:李健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國內外“三言”小說英譯及其研究現狀的文章,早期的“三言”英譯本多為單篇或零散故事的翻譯,散見于各類期刊雜志或介紹中國的書籍或故事選集之中,譯者多為來華傳教士、商人、駐華使節等,他們大多出于個人興趣而進行翻譯。

  摘    要: 對“三言”的英譯至今已經走過了兩個世紀的歷程,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海外華裔學者、國內譯者等不同的群體都參與到“三言”英譯中來。國內外學術界對“三言”翻譯的研究也隨之展開,既有對翻譯文本內部的研究,也有對翻譯外部因素的研究,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論文的數量和質量以及研究成果的影響力不夠;其次,現有翻譯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觀層面上的規定性研究,而宏觀層面上的描述性翻譯研究相對較少;再次,國內現有研究對國外漢學界的研究動向關注不足。因此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研究的視角和途徑,從更為多元的層面來探索“三言”英譯本的傳播和影響。

  關鍵詞: 馮夢龍; 三言; 英譯; 翻譯研究; 回顧; 展望;

  引言

  “三言”是明末文學家馮夢龍編撰的《喻世明言》(亦稱《古今小說》)、《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部小說集的總稱,代表了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最高成就。“三言”的翻譯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早期,對其的譯介至今已經走過了兩個世紀的歷程,但是與中國的其他古典文學作品相比,國內外針對“三言”的翻譯以及翻譯研究都相對較少。在中國知網上以“三言”為主題進行搜索,共檢索到相關文獻1629篇,其中探討有關翻譯的各類學術論文(包括學位論文)僅有32篇。為了更好地研究“三言”小說的英譯和傳播,需要對國內外“三言”小說的英譯以及英譯研究的現狀進行一番細致地梳理和考查。

  一、國內外對于“三言”的英譯

  按照“三言”小說不同的翻譯群體和傳播模式,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對其英譯本進行回顧和梳理。

  第一,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三言”英譯本

  早期的“三言”英譯本多為單篇或零散故事的翻譯,散見于各類期刊雜志或介紹中國的書籍或故事選集之中,譯者多為來華傳教士、商人、駐華使節等,他們大多出于個人興趣而進行翻譯。Harold Acton和Lee Yi-hsieh(李意協)合作編譯的Four Cautionary Tales于1947年由英國John Lebmann出版社出版。John Lyman Bishop編譯的The Colloquial Short Story in China:A Study of the Sanyen Collections于1956年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Cyril Birch編譯的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The Art of the Chinese Story-teller于1958年由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William Dolby編譯的The Perfect Lady by Mistake and Other Stories by Feng Menglong于1976年由英國Paul Elek出版社出版。Anne E.McLaren編譯的The Chinese Femme Fatale:Stories from Ming Period于1994年由澳大利亞Wild Peony出版社出版。由于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文化身份,其譯作更容易獲得本國讀者的認同,不僅滿足專業讀者的閱讀需求,而且還會吸引一部分大眾讀者,再加上譯作評論者的良好聲譽和出版社的市場號召力,因此譯作的流通范圍較廣、影響力較大、接受效果較好。

  第二,海外華裔學者的“三言”英譯本

  與西方漢學家不同,海外華裔學者基本上是出于在國外從事中國文學教學的實際需要或者是喜愛某一位中國作家,自主發起翻譯活動,選擇待譯作品并進行翻譯,然后交由某一出版社(多為國外的大學出版社)進行出版。王際真(Chi-Chen Wang)翻譯的Traditional Chinese Tales于1944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林語堂編譯的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于1948年由美國Greenwood出版社出版。楊富森(Richard F.S.Yang)翻譯的Eight Colloquial Tales of the Sung于1972年由臺北The China Post出版社出版。張心滄(H.C.Chang)翻譯的Chinese Literature:Popular Fiction and Drama于1973年由英國愛丁堡大學出版社出版。馬幼垣(Y.W.Ma)和劉紹銘(Joseph S.M.L au)編譯的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Themes and Variations于1978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三言”的首次英文全譯本也來自于海外華裔學者,即美國貝茨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楊曙輝和其夫人、聯合國譯員楊韻琴,由他們夫婦合譯的《古今小說》[1](即《喻世明言》)(Stories Old and New: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警世通言》[2](Stories to Caution the World: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 Volume 2)和《醒世恒言》[3](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 Volume 3)分別于2000年、2005年、2009年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填補了“三言”海外傳播史上的一個空白。隨后被收入大中華文庫的中英文對照版分別于2007年、2009年和2011年由岳麓書社出版發行。在《古今小說》的近30頁的前言中,譯者詳細評價了馮夢龍的文學成就以及“三言”對后世小說的影響,介紹了“三言”在西方的譯介和研究概況。這些譯作出版以后,主要是用于大學教學和學術研究,面向特定的專業讀者,譯作的評論者也多為漢學家或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學者。由于其明確的目標受眾和市場定位,這種模式曾是(至今仍是)中國典籍文學進入西方文學場域的重要渠道。
 

國內外“三言”小說英譯及其研究現狀
 

  第三,中國外宣機構主導下國內譯者的“三言”英譯本

  我國政府出于不同階段對外宣傳的需要,希望通過有組織、有計劃地生產、出版和銷售翻譯作品來積極構建中國的國際形象、服務于國家建設和發展,也會主動發起并操縱一些翻譯活動,一般流程是指定相關機構(外文局)擬定翻譯出版的選題計劃,選擇某一特定群體的專業譯者進行翻譯,譯文交由特聘的外國文教專家進行校對和潤色,最后由指定的機構(多為外文出版社)進行出版和發行。在此背景下,楊憲益和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翻譯的“三言”節譯本The Courtesan’s Jewel Box:Chinese Stories of the Xth-XVIIth Centuries于1957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發行。此譯本后以《宋明評話選》[4](Selected Chinese Stories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漢英對照版的形式于2007年由外文出版社分兩卷出版發行并被收錄于大中華文庫,成為國內學術界研究較多的“三言”翻譯版本。這種由國家機構和政治資本主導的翻譯出版傳播模式,“忠實于原文”往往是強制性的翻譯規范,譯者的自由度較低,有時會出現譯文語言生硬、可讀性差等問題,往往導致在國外的傳播和接受效果不盡如人意,此類譯作的主要讀者群體往往是國內的英語學習者和研究者,僅用作學習、教學和學術研究之用。

  雖然各種模式和渠道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中國典籍文學走出去,但由于國內譯者和出版社的影響主要在國內,因此在典籍文學翻譯和出版方面開展中外合作就顯得尤為重要。要開拓全方位、多層次的出版和傳播渠道,國外有一定聲譽和影響力的權威出版社、譯者和評論家從事中國典籍文學的出版、翻譯和評論工作,是一個提高中國典籍文學在世界文學場域認可度的有效途徑。

  二、國內外學界對于“三言”的英譯研究

  由于種種原因,國內外學界對于“三言”英譯的關注要少于對其他中國典籍英譯作品的關注。迄今為止,國外對于“三言”的翻譯研究大多散見于各個譯本之中,單獨發表的評論文章或學術論著極少,而且研究者往往就是譯者本人,評論的范圍一般比較狹窄,多局限于譯本的梳理和譯文的點評。約翰·畢曉普(John Bishop)的《中國白話短篇小說“三言”選集研究》詳細介紹了中國白話短篇小說發展史,列出了當時譯成英語的“三言”選譯本并作了評析。漢學家西里爾·白之(Cyril Birch)選譯的《明代短篇小說選》中包含了《今古奇觀》的6篇故事,每篇譯文前都有譯者導言以及對原作內容的簡介和評論。陳陳(Chen Chen)和王惠民(Ted Wang)合譯的《賣油郎獨占花魁——明朝故事集》中,譯者介紹了翻譯的初衷、目標讀者、選材原因、翻譯過程、合作模式,等等。

  與國外相比,國內對“三言”翻譯的研究成果范圍更廣、數量更多。從研究視角來看,既有對翻譯文本內部的研究,如翻譯策略與方法[5]、譯者風格[6]等,也有對翻譯外部因素的研究,如譯本在國外的傳播[7][8]等。從研究的英譯本來看,既有研究西方漢學家的各個譯本的[9][10][11],也有以國內譯者楊憲益、戴乃迭夫婦英譯的《宋明平話選》為研究對象的[5][8][14][15][16],還有對海外華裔學者的英譯本進行研究的[17][18][19][20]。路旦俊[21][22]對“三言”的一些有影響力的英譯本進行了比較分析,指出“三言”在英語世界經歷了從轉譯到直譯、從選譯到全譯、從譯注到欣賞的發展歷程。蔣驍華、姜蘇[5]以《宋明平話選》為研究對象分析了楊譯風格的另一面,即“以讀者為中心”。李新庭[9]研究了美國漢學家韓南對馮夢龍《古今小說》的翻譯,莊群英、李新庭[10]研究了英國漢學家白之翻譯的《明代短篇小說選》,莊群英[11]研究了英國漢學家阿克頓翻譯的《醒世恒言》,李新庭、莊群英[17][17]分別回顧了華裔漢學家王際真和張心滄對“三言”的翻譯。顏明[19]對華裔學者楊曙輝、楊韻琴英譯的“三言”首部英文全譯本進行了介紹和評論,隨后傅紅紅[20]從翻譯倫理學的角度研究了楊曙輝、楊韻琴英譯的《喻世明言》。王華玲、屠國元[31]較為全面地梳理了“三言”的翻譯研究歷史。董首一[32]和董首一、董玉倩[33]分別梳理和考察了海外漢學界對馮夢龍三言小說的編輯策略和創作技巧的研究。

  與此同時,近年來以“三言”翻譯研究為選題的學位論文逐步增多,通過中國知網檢索到的學位論文中,無博士學位論文,有碩士學位論文11篇,分別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對“三言”的翻譯進行了研究。所有這些學位論文均以楊曙輝、楊韻琴夫婦的英文全譯本或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節譯的《宋明平話選》為研究對象。其中探討翻譯文本內部因素(語言內因素)的論文有7篇,郝洋[34]從功能對等理論的角度比較了兩個“三言”英譯本中說教韻文的翻譯,吳佳[35]對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英譯本中的小說對話翻譯進行了功能對等分析,廖心坤[36]采用蘇珊·巴斯內特的文化翻譯觀的視角探討了楊曙輝、楊韻琴夫婦翻譯的《醒世恒言》中文化信息的翻譯策略,袁君[37]也采用蘇珊·巴斯內特的文化翻譯觀的視角探討了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的《宋明平話選》英譯本的文化缺省與補償策略,許志鴻[38]研究了楊曙輝、楊韻琴《警世通言》英譯本的文化翻譯問題,主要是探討詞匯翻譯特色及策略,薛源[39]從多元系統理論的視角探討了楊曙輝、楊韻琴《喻世明言》英譯本中文化特色詞匯的翻譯策略,饒志歡[40]從關聯理論的視角研究了《宋明評話選》英譯本中俗語的翻譯策略。探討翻譯外部因素(語言外因素)的論文有4篇。傅紅紅[41]在翻譯倫理視域下考察了楊曙輝、楊韻琴《喻世明言》英譯本中譯者的翻譯策略和方法,蘇新建[42]以楊曙輝、楊韻琴《醒世恒言》英譯本為例探討了五種翻譯倫理模式下的譯者主體性,朱未弟[43]在副文本理論視角下對楊曙輝、楊韻琴夫婦的英譯本和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的英譯本進行了對比分析,研究了“三言”英譯本中的副文本及其功能,楊榮廣[44]從改寫理論的視角出發研究了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翻譯的《宋明平話選》。此外,李雯[45]還對20世紀“三言二拍”的傳播進行了研究。

  通過梳理和分析現有的翻譯研究,可以發現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就發表研究論文的數量和質量以及研究成果的影響力而言,“三言”小說的翻譯研究遠遠不如“三言”小說的研究,而且缺乏標志性的研究成果,碩士、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關注度較低,這與該作品在國內的文學地位不相符,因此,接下來仍需加強翻譯研究,并不斷提升研究成果的數量、質量和影響力。第二,現有翻譯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觀層面上的規定性研究,比如對于譯作翻譯策略和技巧類的探討,而宏觀層面上的描述性翻譯研究相對較少,比如對譯作的傳播和接受研究太少。因此,需要進一步拓寬研究視野、挖掘研究深度,并反哺翻譯實踐,優化翻譯和出版策略,以便更好地推動中國典籍文學走出去、走得好。第三,國內現有研究對國外漢學界的研究動向關注不足,西方漢學家在中國文學進入世界文學場域中一直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們是在世界各國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使者,因此加強與國外漢學界的溝通、聯系、學術交流與合作,調動海外漢學家翻譯中國典籍文學的積極性,同時有效利用國際期刊來發表研究成果以擴大海外影響力,也是深入開展“三言”小說譯介研究的重要途徑。

  三、結語

  上述這些研究都加深了我們對于“三言”小說英譯的認識,但仍有許多不足之處,我們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研究的視角和途徑,從更為多元的層面來探索“三言”不同時期的翻譯作品的傳播和影響,不僅要摸清“三言”的英譯本在各個國家的傳播情況和接受效果,還要探求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以期更好地實現跨文化交流,為我國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提供經驗上的支持,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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