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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唐詩歌類書傳播過程及其后世影響

時間:2020-08-27 09:54作者:吳大順 王志穎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先唐詩歌類書傳播過程及其后世影響的文章,類書是一種分類匯編文獻資料以供檢索之用的工具書。它將經、史、子、集等文獻資料進行離析,按照天文、歲時、地理、人事、典制等分門別類加以整理、編次排比于類目之下,以便省覽、記憶和檢索。

  摘    要: 魏晉南北朝類書的編撰之風,使詩歌通過類書得以廣泛傳播,有效促進了追求辭藻和事典的六朝浮靡詩風的發展,也促成了詩歌的“摘句”批評方式。唐初類書編撰與詩壇的互動,進一步促使六朝綺靡詩風在初唐盛行,伴隨類書在文人層的深入和持久傳播,類書詩歌“摘句”特點深入人心,經歷數百年的涵養浸潤,逐漸內化為文人的價值理念,使詩歌的“摘句”批評成為中國詩歌批評的一種重要范式。

  關鍵詞: 先唐詩歌; 類書傳播; 詩風; 摘句批評;

  Abstract: The popularity of classified reference books in the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ontributed to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poetry,to the popularity of the flashy poetic style in pursuit of ornate diction and literary quotations in Six dynasties,and to the critical mode of excerpt in poetry.The collaboration of classified reference book compilation and the poetic circle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further promoted the prevalence of the flashy poetic style.With the sustained dissemination of classified reference books among literati,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itical mode of excerpt in poetry were widely accepted by people.After hundreds of years of cultivation and permeation,excerpt criticism has been gradually internalized into literati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paradigm of Chinese poetry criticism.

  Keyword: poetry in pre-Tang Dynasty; dissemination of classified reference books; poetic style; excerpt criticism;

  類書是一種分類匯編文獻資料以供檢索之用的工具書。它將經、史、子、集等文獻資料進行離析,按照天文、歲時、地理、人事、典制等分門別類加以整理、編次排比于類目之下,以便省覽、記憶和檢索。自魏文帝曹丕延康元年(220年)令諸儒臣編成第一部類書《皇覽》以來,類書的編纂日益興盛。據張滌華《類書流別·存佚》所統計,自魏至清,歷代史志書目和官私書目著錄的類書多達1 035種而其中魏晉至唐的類書就有21部。[1]42-46這些類書很多都選錄了詩歌作品,使之成為魏晉南北朝以后詩歌又一重要的書冊傳播方式。先唐詩歌因被魏晉南北朝及唐代類書的選錄,與這些類書一道得以傳播。對先唐詩歌通過類書傳播的梳理和研究,不僅在詩歌文獻輯佚方面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研究唐代及其后詩歌創作風氣、中國古代詩歌批評方式均具有重要價值。對先唐詩歌在中國歷代類書中傳播情況的系統梳理是一項龐大的工作,本文僅從先唐詩歌在魏晉南北朝類書及唐代《藝文類聚》《初學記》等幾部重要官修類書的傳播情況,討論先唐詩歌類書傳播對唐初詩風的影響,以及對中國古代詩歌“摘句批評”的意義。

  1 、先唐類書的編撰與詩歌類書傳播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類書編撰的第一個時期!端鍟·經籍志》著錄的類書有:魏《皇覽》、梁《壽光書苑》《華林遍略》、北齊《修文殿御覽》,這四部類書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官修類書,而《語對》《語麗》《纂要》《袖中記》《對要》等則屬于私纂文學類書。[2]

  遺憾的是,這些類書大多已亡佚不存,我們只能從一些類書殘卷中分析當時類書的體制特點和收錄詩歌情況,如《修文殿御覽》殘本載:

  傅咸詩敘曰:楊駿就吾索詩云……將如搔腿自無覺也。詩曰:“肅肅商風起,悄悄心自悲。圓圓三五月,皎皎耀清暉。今昔一何盛,氛氳自消微。微黃黃及華,飄搖隨風飛。”[3]29

  古歌辭曰:“飛來白鶴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不能相隨,五里返顧六里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崔頹。”[3]30

  據《北齊書》《北史》載,《修文殿御覽》為北齊祖珽、陽休之等奉敕撰,初名《玄洲苑御覽》,又改名《圣壽堂御覽》,最后定名《修文殿御覽》。羅振玉《鳴沙石室古佚書·修文殿御覽殘本考證》認為,該書主要取材于南朝《華林遍略》及北朝文史典籍,引書至魏晉而止。[3]41如此說來,南朝《華林遍略》也是收錄詩歌作品的。
 

先唐詩歌類書傳播過程及其后世影響
 

  關于類書的體例,歐陽詢《藝文類聚·序》曰:“以為前輩綴集,各抒其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爰詔撰其事且文,棄其浮雜,刪其冗長。金箱玉印,比類相從,號曰《藝文類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俾夫覽者易為功,作者資其用?梢哉壑越窆,憲章墳典云爾。”[4]27可見,中國類書編纂以《藝文類聚》為標志可分為兩個階段,此前類書編纂體制是重在書其事,此后類書編纂“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做到事與文兼顧。其實,此前的類書也收錄了許多“出于文”的“事”,其中不乏詩歌作品,如現存的《北堂書鈔》《玉燭寶典》兩部類書,就收錄了大量的詩歌作品。

  《玉燭寶典》是杜臺卿于周末、隋初編撰而成的一部時令性質的類書,按照十二月令的順序分類編撰。1該書對詩歌的征引是以摘句為主的,征引兩句、四句者最多。[5]347

  虞世南《北堂書鈔》成書于隋大業年間,分為帝王、后妃、政術、刑法、封爵、設官、禮儀、藝文、樂、武功、儀飾、服飾、舟、車、酒食、天、歲時、地等18部。該書共征引先秦到劉宋時期的詩歌260余首,涉及作者80余人!侗碧脮n》所引260余首詩歌中,有150余首又見于其它文獻,原詩五句以上者達110首,占73%!侗碧脮n》引詩僅21首超過四句,很少有整篇征引的。[5]349可見,《北堂書鈔》也是比較典型的摘句征引。

  因類書以類相從和直書其事的編纂體例,詩歌往往是作為事件的記錄載體,即因“事出于文”才被征引的,編纂者的初衷并非為了保存詩文,而是為作詩、作文者提供檢事的便利。所以,類書中的詩歌有兩個明顯特征:其一,在編排的方式上是按照類書的部類進行的,詩歌的內容要服從類書的分類要求;其二,詩歌的篇幅往往是片段式的摘錄與事有關的詩句,很少收錄完整的作品。

  魏晉南北朝類書編撰的興盛,與當時詩歌創作對典故、辭藻、事對的追求密切相關。黃侃說:“逮及漢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舊言,始則資于訓詁,繼而引錄成言,終則綜輯故事。爰至齊梁,而后聲律對偶之文大興,用事采言,尤關能事。其甚者,捃拾細事,爭疏僻典,以一事不知為恥,以字有來歷為高……然淺見者臨文而躊躇,博聞者裕之于平素,天資不充,益以強記,強記不足,助以鈔撮,自《呂覽》《淮南》之書,《虞初》百家之說,要皆探取往書,以資博識。后世《類苑》、《書鈔》,則輸之于文士,效用于諛聞,以我收集之勤,袪人翻檢之劇,此類書所以日眾也。”[6]188可見,此期類書的傳播與文人對類書的需求有關。據《隋書·經籍》,繆襲等撰《皇覽》一百二十卷,還有梁“六百八十卷”《皇覽》,又有何承天合《皇覽》一百二十三卷、徐爰合《皇覽》五十卷,有“《皇覽目》四卷”,還有蕭琛“《皇覽抄》二十卷”[7]1009?梢,其流傳之廣遠、對文人影響之大!赌鲜贰份d,蕭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纂《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于世”[8]1289。這說明當時類書傳播速度之快,社會對類書需求之迫切。梁代《華林遍略》還曾被商人販賣到北朝!侗饼R書·祖珽傳》載:“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9]515可見,當時類書的傳播還是比較活躍的。由于類書在文人中的廣泛傳播,其所載錄的詩歌及其載錄特點也必然為當時文人所熟知。

  2、 唐代類書編撰與先唐詩歌的類書傳播

  唐代所撰類書,有歐陽詢《藝文類聚》一百卷、《要錄》六十卷、張氏《書圖泉!菲呤、《檢事書》一百六十卷、《帝王要覽》二十卷、孟利貞《玉藻瓊林》一百卷、天后《玄覽》一百卷、許敬宗《累璧》四百卷、孟利貞《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張大素《策府》五百八十二卷、諸葛穎《玄門寶!芬话俣、張大素《文思博要》一千二百一十二卷、張昌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一十三卷。[10]2046《新唐書·藝文志》增錄許敬宗《搖山玉彩》五百卷、《東殿新書》二百卷、王義方《筆!肥、《玄宗事類》一百三十卷、《初學記》三十卷、是光乂《十九部書語類》十卷、陸贄《備舉文言》二十卷、劉綺莊《集類》一百卷、高丘《詞集類略》三十卷、張仲素《詞圃》十卷、元稹《元氏類集》三百卷、白居易《白氏經史事類》三十卷、于立政《類林》十卷、盛均《十三家貼》、《應用類對》十卷、高測《韻對》十卷、溫庭筠《學!啡、皮日休《皮氏鹿門家鈔》九十卷,等。[11]1563-1564其中有官修,有私撰?梢,唐代類書編纂,無論從數量還是規模上,都遠遠超過魏晉南北朝時期。

  唐代類書的編纂動機與魏晉南北朝應是大體一致的,主要是為了綴文的翻檢之便而作。杜公瞻《編珠序》曰:“皇帝(隋煬帝)在江都日,好為雜詠及新體詩。偶緣屬思,顧謂侍讀學士曰:‘今經籍浩汗,子史恢博,朕每閱覽,欲其故實簡者,易為比風。’爰命微臣編錄,得窺書囿,故目之曰《編珠》。”[12]39《北堂書鈔》也是為了“集群書中事可為文用者”[13]16而編撰!洞筇菩抡Z》載:“唐玄宗對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队[》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傳集要事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詔以《初學記》為名。賜修撰學士束帛有差。其書行于代。”[14]137四庫館臣認為,白居易《六帖》也是“雜采成語故實,備辭藻之用”[15]1143的類書。隋唐詩文創作的普及化和日;,對于才思平平的文人而言,急需詩文創作的素材、典故和事對作為參考,而類書正是使詩歌技術化的一種工具。[16]這大概是唐代類書編撰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類書的傳播。當然,作為官修類書如《藝文類聚》《初學記》等,主要是給帝王及宮廷文人寫詩作文提供參考的。這些官修類書只有宮廷及上層文人才能接觸到,如韋述《集賢注記》曰:《初學記》成書后,“寫十本分賜諸王”[17]1093。大概安史之亂以后,《初學記》才開始有民間傳播的記載。后蜀毋昭裔曾“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之”[18]!杜f五代史·梁書》引《五代史補》載:“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貺《初學記》一部。”[19]230可見,如《初學記》等官修類書自中唐及以后在民間開始廣泛傳播了!栋资狭N》等私撰類書在唐代的傳播更為廣泛。

  唐代類書在總體框架上與魏晉南北朝類書是大致一樣的,還是按照部類進行編排,只是在每個部類中將“事”和“文”分別編排。如前引歐陽詢《藝文類聚序》曰:“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較之魏晉六朝時期“直書其事”的體例,一是選錄了更多的“文”,使“詩賦”的比例大大增加;二是將“事”與“文”比類相從,增強了文的獨立性。其后《初學記》在此基礎上還增加了“事對”,這樣更有利于王子們“綴文”時“檢事及看文體”。每個部類的“文”雖然是單獨編排,但也是據事選文,詩文的篇幅較《北堂書鈔》有所增加,但還是以摘取詩歌的片段居多。所以類書詩文的兩個特點在唐代類書中依然存在。唐代類書編排體例的改進體現了唐人對類書新的認識和定位。聞一多《類書與詩》說:“可見《藝文類聚》是兼有總集(《流別》《文選》)與類書(《皇覽》《遍略》)的性質,也可見他們看待總集與看待類書的態度差不多。”[20]4從選編詩文的角度看,這樣編排的類書確實具有總集的某種性質。唐代這些類書的廣泛傳播,自然使其中的詩賦作品為更多的文人所接受、所熟知,并成為作詩論文的范例,從而影響到當時詩文創作和評論實踐。

  3 、先唐詩歌的類書傳播與初唐“綺靡”詩風

  聞一多先生是較早關注唐詩與類書關系的學者,他從評判的角度分析類書對唐初詩風的影響,“唐初人的詩,離詩的真諦是那樣遠,所以,我若說唐初是個大規模征集詞藻的時期,我所謂征集詞藻者,實在不但指類書的纂輯,連詩的制造也是應屬于那個范圍里的”[20]9。此論雖言過其實,但他敏銳地看到了類書對初唐詩風的切實影響。后來學者多有深化,并延展到類書與科舉考試的關系等問題。如張滌華《類書流別》云:“迨乎科舉之盛,士子據以為射策之資。射策則記覽之博,翰墨之華,咸所重視,故事文兼采之體,終乃應運以起。”[1]22本文將類書作為一種特殊“選本”,從類書編撰家的選詩和編撰家兼詩人的作詩兩個角度分析類書傳播對初唐綺靡詩風的影響。

  3.1、 類書家對先唐詩歌類書傳播的“把關”

  從現存類書看,隋初的《北堂書鈔》,雖然以“事”為主,但還是隨“事”引證了詩歌260余首!端囄念惥邸贰冻鯇W記》將“事”與“文”兼錄,選錄了更多的詩歌作品,使這些類書具有了“選本”的意義。至于哪些詩入選,哪些詩不入選,是整首詩入選,還是摘句入選等問題,一是看類書體例編排的要求,二是看類書編撰家的審美趣尚。一個時代類書編撰家編選的共同審美趣尚,則能大體反映該時代詩歌的時代精神。

  《北堂書鈔》多引曹魏和西晉詩歌,傅玄、曹植、應璩、張華、陸機等人作品最多。傅玄、曹植、張華、陸機等人的詩歌在用典和詞藻方面都是比較典型的,從中反映出《北堂書鈔》追求事典和辭華的審美傾向。

  我們再看《藝文類聚》《初學記》這兩部官修重要類書的選詩情況。2《藝文類聚》引南朝文人244人、兩晉文人215人,共引兩晉六朝文人459人,占全書總數的63.1%;《初學記》引六朝文人371人,占全書總數的48.7%,其中南朝文人占26.8%。兩晉及南朝的文人引用數,在《藝文類聚》和《初學記》中的比例均最高。[21]《初學記》收錄詩歌共1 019首,涉及詩人319位,其中初唐89人296首、梁代64人253首、隋43人149首、陳24人87首。個人詩歌選錄數量十首以上者,初唐分別為唐太宗、虞世南、李百藥、楊師道、沈佺期、蘇味道和上官儀等七人,隋代為江總、隋煬帝、薛道衡和蕭愨四人,梁代為簡文帝、沈約、孝元帝、庾肩吾、劉孝綽五人,陳代為張正見、陰鏗兩人,其它朝代十首以上者還有謝靈運、謝眺、庾信等人。從個人詩歌的選錄數量看,唐太宗65首、梁簡文帝蕭綱39首、沈約32首、北周庾信27首、陳張正見27首、隋江總27首、梁元帝蕭繹24首、虞世南22首。[22]關于南朝詩風,李鄂上書中有一段經典概括:“江左齊梁,其弊彌盛,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兢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7]1544有關蕭綱、沈約、庾信、江總等南朝詩人的詩風,《隋書》等文獻也多有論及。如《隋書·文學傳序》曰:“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7]1730《陳書·江總傳論》載:“總,好學,能屬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傷于浮艷,故為后主所愛幸。”[23]347

  《藝文類聚》成書于唐初,對初唐詩歌偶有選錄,但數量很少,而《初學記》作為王子們學詩綴文的檢事參考書,又成書于盛唐初期的開元年間,因此,對初唐詩歌選錄較多。3從《藝文類聚》和《初學記》的選詩載文的傾向看,南朝講究對偶、重視辭華的新體詩是最多的,體現了唐初類書編撰家對南朝綺靡詩風主觀態度上的認同。當然,這種認同是建立在初唐帝王對南朝詩風的積極倡導,以及南朝宮體詩在初唐繼續盛行的時代風氣基礎上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詩歌大多是延續齊梁遺風的宮體詩,唐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艷詩。’虞世南便諫曰:‘圣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14]41這則文獻從側面反映了唐太宗的詩歌風格和審美好尚!缎绿茣·文藝傳》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11]5738這些論述均指出了唐初詩壇的整體風氣還是南朝浮靡詩風的延續。

  初唐詩風與先唐詩歌類書傳播的關系,可以從傳播學角度進行考察。在傳播學立場上,我們從《藝文類聚》和《初學記》的選詩情況看到,在初唐100余年的時間里,南朝新體詩的傳播是最多的,特別在唐代宮廷文人中最流行。這種狀況與類書編撰家在編撰實踐中的把關有密切關系。由于類書編撰家的選擇把關,其它很多先唐詩歌作品被《藝文類聚》《初學記》等類書拒之門外,被拒之門外的作品就沒有辦法被初唐文人接受,至少不能從這些類書中接受,而這些類書對初唐文人綴文作詩的作用是最直接的,影響也是最大的。相反,被選入《藝文類聚》《初學記》那些南朝新體詩則因類書編撰家的認可和編選,被初唐宮廷文人廣泛接受,成為其綴文作詩時選事、擇對、用辭的直接參考,自然會對當時詩壇風氣產生直接影響。如王昌齡曾說:“凡作詩之人,皆自抄古人詩語精妙之處,名為隨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興若不來,即須看隨身卷子,以發興也。”[24]290他說的隨身卷子,當是一些可以隨身攜帶的小型類書。作為官修類書,《藝文類聚》《初學記》等對于帝王及王子們作詩來說,與一般文人的這些隨身卷子具有同樣的作用。而且《藝文類聚》《初學記》等類書對帝王和宮廷文人詩文創作的指導更具有專業性,其龐大的規模和豐富的素材對詩文創作的參考價值更大。

  3.2、 類書家對初唐詩歌創作的“意見領袖”作用

  奉詔編撰類書的這些類書家們,一般都是那個時代最博學,并在詩文創作領域有較高聲望的人。如編撰《北堂書鈔》的虞世南,《大唐新語》載:“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太宗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14]117在初唐,許多詩人都參與過類書編撰。如房玄齡、魏徵、楊師道、劉伯莊、褚遂良、姚思廉、崔行功等人編撰《文思博要》;許敬宗、孟利貞、郭瑜、顧胤、董思恭等人編撰《瑤山玉彩》;許敬宗、李義府等編撰《累璧》;李嶠、徐彥伯、張說、沈全期、宋之問、薛曜、王適、徐堅、元希聲、劉知幾、劉允濟、崔融等人編撰《三教珠英》;張說、徐堅、韋述、余欽、施敬本、李銳、孫季良等編撰《初學記》;等等。這些類書的編撰幾乎囊括了太宗、高宗、武后三朝大多數宮廷文人和當時的著名詩人。

  這些類書家的編撰實踐活動,既培養了他們的文史修養和類書知識,也養成了他們的類書思維。如虞世南《飛來雙白鶴》,其中“飛來雙白鶴”“顧步已相失”“裴回各自憐”等句,出自《藝文類聚》卷九十選錄的《古詩》“飛來白鶴”“妻卒被病,不能相隨”“五里返顧,六里徘徊”等詩句。“危心猶警露”源自《藝文類聚》同卷引周處《風土記》:“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滴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4]1564虞世南《蟬》詩,幾乎每一句都可以從《藝文類聚》卷九十七“蟲部”找到根據:首聯“垂緌飲清露”、頷聯“流響出疏桐”兩句源自《藝文類聚》引張正見《寒樹晚蟬疏》“聲疏飲露后”“朔吹犯梧桐”兩句詩歌;頸聯“居高聲自遠”源自同部引曹植《蟬賦》“棲高枝而仰首,漱朝露之清流”兩句;尾聯“非是藉秋風”則源自同部引張正見《寒樹晚蟬疏》末句“寂寞盡秋風”。

  唐太宗《賦得弱柳鳴秋蟬》何嘗不是如此:詩歌首聯“散影玉階柳”源自《藝文類聚》引張正見《寒樹晚蟬疏》“寒蟬噪楊柳”、盧思道《聽鳴蟬》“群嘶玉樹里”;頷聯“含翠隱鳴蟬”化自同部引曹植《蟬賦》“隱柔桑之稠葉”、傅咸《黏蟬賦》“翳翠葉以長吟”;頸聯“微形茂葉里”出自同部引盧思道《聽鳴蟬》“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尾聯“亂響出風前”也出自盧思道《聽鳴蟬》“長風送晚聲”“流亂把還續”。

  唐太宗《詠燭二首》:“九龍蟠焰動,四照逐花生,即此流高殿,堪持待月明。”“焰聽風來動,花開不待春,鎮下千行淚,畏是為思人。”其中“焰”“花”“人”意象和“動”“照”“持”等動詞,與《藝文類聚》卷八十引梁元帝《古意詠燭詩》在用詞和思想主題方面具有很大的類似性。顯然,唐太宗《詠燭》詩在立意和用詞字上參考了梁元帝《古意詠燭詩》。這也許是《藝文類聚》這部官修類書給唐太宗提供了便利。又如參與《瑤山玉彩》編撰的董思恭,目前存詩僅19首,其中《詠日》《詠月》《詠星》《詠風》《詠云》《詠雪》《詠露》《詠霧》《詠虹》《詠桃》《詠李》《詠弓》《詠琵琶》等13首詩歌,與《藝文類聚》等類書的天部、果部、軍器部、樂部等部類的細目存在對應關系,前九首都集中在天部,而且他的詩歌多由豐富的典故和繁雜的詞藻堆砌而成,存在明顯的類書影子。

  由于唐太宗等帝王的特殊身份,以及類書編撰家的廣泛社會影響,作為當時詩壇的“意見領袖”,他們創作的這些“類書式的詩”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進一步促進了初唐宮體詩的盛行。致使詩歌創作日益趨向學術化,詩人們形成一種普遍的審美傾向,即優秀的詩歌首先應該使人感受到詞匯的雅致和內涵的深厚。因而,詩歌中是否有佳句成為衡量一首詩歌優劣的標準。詩人們借助類書,學習鉆研詩句結構、典故運用、詞藻搭配等詩歌創作的技巧,成為初唐詩歌創作的一代之風氣。

  4、 詩歌類書傳播對中國古代摘句批評的意義

  因類書的體制所定,詩歌在類書中的傳播是以“摘句傳播”為主的,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類書,詩歌“摘句傳播”的特點更為鮮明。詩歌類書傳播的這一特點,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著詩人專心于名句的錘煉,忽視詩歌整篇的立意構思。六朝詩歌發展史上出現的諸多詩人“有名句而無名篇”的現象與詩歌作品在類書中摘句傳播有一定的關系。在詩歌批評史上,中國古代詩話中的“摘句式批評”,顯然在接受方式與思維模式上都一定程度受到詩歌類書摘句傳播方式的影響。

  4.1 、先唐詩歌類書傳播與詩歌“摘句”批評的興起

  摘句批評是指在詩文批評活動中,批評家往往“摘取”詩文作品中一句或數句進行重點評賞,并習慣于將這些重點詩句體現出來的藝術風格和美學特征作為某位詩人總的藝術個性,是典型的以局部代替整體的批評方式。

  摘句批評作為文學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獨立于經學后開始興盛起來的。此期先繼出現的詩文批評著作,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鐘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等,就是其重要證據。蕭子顯《南齊書》載:“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于《文賦》,李充論于《翰林》,張眎摘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25]907此處的“摘句褒貶”正是詩文的“摘句”批評活動。鐘嶸《詩品》“摘句褒貶”的具體事例很多,如《詩品序》所舉“古今勝語”:“‘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26]98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六朝詩歌“摘句”批評的典型范例。

  魏晉南北朝時期興起的“摘句”批評,自然與那個時代詩歌追求偶對、講究辭華等創作風氣有關。若從魏晉南北朝類書編撰興盛、詩歌類書傳播廣泛的事實看,其時的詩歌類書傳播對詩歌“摘句”批評風氣的形成也是有很大影響的。4由于詩歌類書傳播的廣泛,當時文人要經常翻檢類書進行詩文創作,自然對類書中選錄的詩歌十分熟悉,不僅熟悉類書中的詩歌題材、主題和風格特征,更是對類書中的“摘句”爛熟于心。類書中的那些“摘句”較之一般文集和選本詩歌而言,其被作詩者所接受的機會更多,也更直接。在長期的詩歌創作實踐中,類書詩歌的特點和“摘句”,被詩歌創作者和批評者潛移默化地接受了,并被逐漸內化為一種思維模式。詩歌“摘句”批評當是在魏晉六朝時期以類書為借鑒的詩歌創作與接受批評實踐活動中逐漸興起的。

  4.2、 先唐詩歌類書傳播與詩歌“摘句”批評標準的確立

  “摘句”批評重在評賞詩歌中的“佳句”,魏晉南北朝文獻中有關“佳句”評賞的記載,說明在“摘句”批評實踐中,已經逐漸形成了以“佳句”為標準的詩歌“摘句”批評的詩學價值觀念。如《晉書·孫綽傳》載,孫綽嘗作《天臺山賦》,初成,示友人范榮期,“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27]1544!妒勒f新語》載:“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28]235又《世說新語》載王孝伯摘錄古詩中“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一句,認為“此句為佳”[28]278!读簳·王筠傳》載:沈約“制《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29]485又如鐘嶸《詩品》評謝靈運詩是“名章迥句,處處間起”[26]91,謝眺“奇章秀句,往往警遒”[26]180,虞羲是“句句清拔”[26]303。

  4.3 、先唐詩歌類書傳播與詩歌“摘句”批評范式的形成

  魏晉南北朝所興起的詩歌“摘句”批評,通過有唐一代詩歌類書傳播的涵養、浸潤和強化,到唐宋時期已經成為中國詩歌批評的一種重要范式。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鐘嶸《詩品》、唐代類書《藝文類聚》《初學記》和宋代詩話有關摘句的比較得到說明。

  鐘嶸在《詩品》中摘錄并高度推崇的詩歌“佳句”,在后代的詩話作品中多有摘評。略舉數例以說明,如“思君如流水”,《石林詩話》《藝苑卮言》《樂府古題要解》《四溟詩話》等均有收錄賞評;“明月照高樓”,《樂府古題要解》《藝苑卮言》《對床夜語》《歲寒堂詩話》等詩話有收錄賞評;“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石林詩話》《唐子西文錄附錄》《韻語陽秋》《滄浪詩話》《鞏溪詩話》中有收錄賞評。鐘嶸《詩品》未摘錄賞評的諸多“佳句”,后代詩話作品中多有收錄賞評,如古詩《青青河畔草》中的幾句詩歌,《詩式》《滄浪詩話》《對床夜語》《藝苑卮言》中都有收錄賞評;如謝眺《晚登三山望京邑詩》“澄江靜如練”,《唐子西文錄附錄》《韻語陽秋》《歲寒堂詩話》《藝苑卮言》中都有收錄。這種現象說明,鐘嶸《詩品》中的“摘句”批評方式不僅為后代詩話類詩歌批評著作所采納接受,而且將之發揚光大,使之成為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詩歌批評范式。

  將歷代詩話中選錄評賞的詩歌“佳句”與《藝文類聚》《初學記》選錄的詩歌進行比較發現,歷代詩話中重復收錄評賞的歷代詩人的“佳句”,往往都被《藝文類聚》《初學記》兩部類書所收錄,這應該不是巧合。而是因為被《藝文類聚》《初學記》等類書收錄的這些詩歌,因其在文人詩歌創作實踐中的反復參考、翻檢和學習,其在文人中得到了比較廣泛的傳播和認可;也在詩歌批評實踐中不斷地被關注,并通過詩歌批評,從這些類書的“摘句”詩歌中提煉出“佳句”以作為一種詩風或者某個詩人的創作特色。這種批評的過程也是使類書詩歌不斷地被經典化的過程。其經典化的基礎是讀者和批評家在閱讀接受中的選擇和提煉!端囄念惥邸贰冻鯇W記》等類書的傳播正好為讀者和批評家的接受提供了條件。因此,可以說中國古代詩歌“摘句”批評范式在唐宋時期得以形成,詩歌的類書傳播在一定程度上為其提供了某種基礎性條件。

  5 、結語

  詩歌的類書傳播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的一種重要而特殊的詩歌文本傳播方式。相對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歌的口頭傳播、石刻傳播和選集、別集傳播而言,詩歌類書傳播具有其特殊性,在主題和內容上總是依附于類書的類目,以類相從,而不是按照詩歌內容的自身邏輯編排;在詩歌形式和篇幅上,往往是根據類書的事類“摘句”選錄。這種特點導致類書中的詩歌多是片段式的“摘句”,選錄的詩歌往往缺乏完整性。正是因為類書詩歌的這些特殊性,使得文學史研究領域對之重視還不夠。其實,由于類書特殊的功能和文人使用類書的特殊目的,詩歌的類書傳播方式對特定時期文學創作風氣產生過重要影響,同時對中國詩歌批評方式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意義。類書詩歌的意義,遠不止于詩歌文獻的輯佚,應將之放在整個文學發展史、文學批評史和文化思想史視野中進行深入研究?上驳氖墙陙硪呀浻幸慌鷮W者開始從這些角度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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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杜臺卿:《玉燭寶典》按月編撰,共十二卷,鐘肇鵬《古籍叢殘匯編》(第1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版,缺第九卷,實存十一卷。
  2本文主要討論先唐詩歌類書傳播與初唐詩風關系,白居易《白石六貼》產生于中唐,無關初唐詩風,故此處僅考察《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和《初學記》選詩情況。
  3關于《初學記》成書時間有下列四則文獻記載:其一,《唐會要》載“十五年五月一日”;其二,《南部新書》載“開元十三年五月”;其三,《集賢注記》載“開元十六年正月”;其四,《承明集》載“開元十四年三月”。綜合諸家之說,定其成書于開元十四年前后較為可取。
  4曹文彪《論詩歌摘句批評》一文從詩歌創作對“佳句”的追求、中國古代詩歌特點、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和審美文化等五個方面分析了“摘句批評”形成的原因,而類書傳播對“摘句批評”的作用未予論及。參見《文學評論》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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