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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散文中為文致用的表現

時間:2020-08-17 09:25作者:李楠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王安石散文中為文致用的表現的文章,王安石散文集現存56卷,包括書、表、啟、傳、記、序等多種文體,作為熙寧變法的主持者與北宋古文運動的重要推動者,其文章蘊含著強烈的致用精神?梢哉f,把握住“經世致用”這一核心思想,也就掌握了解讀王安石散文

  摘    要: 王安石散文以獨特的藝術魅力位列中國古代唐宋八大家,他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王安石的散文具有強烈的經世致用的思想,無論是其表達政治思想、學術理念的文章,抑或反映文學觀念的文章,都有較為深刻的現實意義,這也是后世將王安石散文奉為經典的重要依據。

  關鍵詞: 王安石; 散文; 經世致用;

  Abstract: Wang Anshi's prose ranks among the eight famous writers in the ancient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ith its unique artistic charm. He is a classic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Wang Anshi's prose has a strong thought of being practical. Both the essays expressing political and academic ideas and the essays reflecting literary ideas have profou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which is also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later generations to regard Wang Anshi's prose as the classic.

  Keyword: Wang Anshi; prose; being practical;

  王安石散文集現存56卷,包括書、表、啟、傳、記、序等多種文體,作為熙寧變法的主持者與北宋古文運動的重要推動者,其文章蘊含著強烈的致用精神?梢哉f,把握住“經世致用”這一核心思想,也就掌握了解讀王安石散文的門徑。

  一、為文致用表現之一:政術上以變法致用為宗旨

  作為倡導改革的政治家,王安石強調文章要有濟世之功,提倡“文章合用世”,“務為有補于世”[1]811。因此,王安石的散文多與社會現實有關,其書信、奏議或雜著等文體都涉及到變法問題,不論是早期任地方官員時的文章,還是位居宰相后的文章,可以看出王安石希望通過變風俗、立法度來扭轉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以實現富國強兵的社會理想。熙寧二年(1069),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全面主持變法。拜相期間,王安石在官制、教育、財政、軍事等方面都進行了深入的改革。這些與變法相關的事宜和一系列舉措在王安石的文章中均有體現,這也是后世了解與研究王安石變法最為直觀的文本。在現存的56卷王安石文集中,很多文章都闡發了王安石富國強兵的政治理想,僅政論性質的文章便占文集的百分之七十之多,這其中主要包含王安石在法制、理財、人才等方面的理念。

  其一,立法度,善法治國。社會要發展,就要從根本上變風俗、立法度,他在變法宣言書《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以及《上時政疏》《三不欺》等文章中,都表達了立法度的重要性。王安石認為宋仁宗執政勤勉、愛惜人才,深得百姓信任,但如此治理后的國家依舊沒有呈現出理想盛況,“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痔煜轮貌话”[1]811。其原因便是在于不知法。他認為法度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當世,在圣人治國時期也十分重要,“夫圣人為政于天下也,初若無為于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1]677。既然要立法,應立什么樣的法?對此,王安石提倡要德治、察治、刑治兼綜,立能治天下、治一國的“善法”。在王安石眼中立法者應該有“不法祖宗”的勇氣,因時、因地制宜,摒棄因循守舊的思想,同時還要有“不畏人言”的果敢,王安石勸諫宋仁宗要果斷行事。因為流俗、僥幸、茍且不悅之言,在任何變革的關頭都會出現。對待變法的反對者,王安石曾言:“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1]773。

  其二,以義理財。王安石十分重視國家的財政問題,并對北宋朝廷的財政狀況表現了極大的擔憂。“官亂于上,民貧于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1]424的狀態之下,即便皇帝如何夙興夜寐勤儉執政,天下財力總歸于窮困,其關鍵原因在于不重視理財。朝廷應樹立為天下理財的觀念,要以義為理財之道。那么如何以義理財?王安石主張發展經濟、治理冗官冗兵、抑制兼并。對北宋財政問題的關注與擔憂一直伴隨著王安石變法的全過程,在其著作《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答曾立公書》以及《與馬運判書》等眾多文章中對此均有過詳細論述。

  其三,“教”“養”“取”“任”一體化的用人之道。在王安石看來,人才是變法得以推行的關鍵,正如《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一文所提到的,人才是“改易更革天下事”[1]411的根本途徑,因為天下之至大,不申明法度便不足以維持,不培養人才便不足以保守,而人才可以通過“教”“養”“取”“任”的一系列方式加以陶冶。王安石的人才理論內容豐富、可操作性強,是我國封建社會中較為系統的人才理論。
 

王安石散文中為文致用的表現
 

  所謂“教”,是通過改革太學的方式培養人才。古代天子諸國,全國上下各個地方都有學校,學士通過教學官員的教導學習“朝廷禮樂、行政之事”(《上仁宗皇帝言事書》)[1]412,學成之材“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1]412。然而,北宋王朝盡管在全國各地都設置學校,但其功用大打折扣,無法承擔培養人才的重任。失去后天教育的人,即便是方仲永那樣天資聰穎的神童,也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成為一個普通人,更何況資質平平的人呢!在王安石看來,后天教育對一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他傷的不僅是仲永,更是北宋時期的教育體制。

  所謂“養”,是指培養人才的具體方法。一為“饒之以財”,增加官吏的俸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他們養廉潔、知羞恥,從而遠離貪婪、卑鄙之行為。二為“約之以禮”,婚喪嫁娶及奉養父母的食物、器具等方面都效法先王,以禮來加以制約。三為“裁之以法”,對不遵循禮儀之人,要依據違反的程度來懲罰他們。

  所謂“取”,即選拔人才。王安石認為,得到人才的途徑在于知人,然而識人卻非輕而易舉之事。若識人不明,令那些不正派之人做了公卿,則會使國家愈加混亂。在《論館職札子》一文中,王安石就曾明確指出,神宗朝一些在職的官員實為“有小材而無行義者”[1]444,這些人一旦得志,便會嚴重地敗壞風俗,這是在選拔人才時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謂“任”,是任用人才的策略。教育和培養人才固然很難,但若得到人才而使用不當甚至不用,使人不能盡其責,也是對人才的浪費!段摹菲,王安石曾以南越的長箭作比,“鏃以百煉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1]681,是天下之利器,乃“決勝覿武之所寶也”[1]681,但若將這天下利器隨意使用,則與普通棍棒沒有差異。

  除對法制、理財、人才的關注外,王安石的文章還涉及到教育、軍事等諸多內容,其強烈的現實意義不言自明。這也說明看待王安石的散文不能以較為單一的文學藝術或者學術視角來解讀。

  二、為文致用表現之二:文學上貫乎道、有補于世

  以文學的視角看待王安石,他的詩文成就是不言而喻的。王安石文學思想頗有獨到之處,其大量詩文作品中蘊含了豐富的文貫乎道、有補于世的明道致用的文學思想,并一度推動了北宋的文學變革。

  為文應載道,要有補于世,這是王安石評價文章的標準,亦是創作文章的準則。何謂“文”,他指出:“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謂文也”[1]812,即是記載或闡明道義的載體,應為“禮教治政”立言,圣人所作的傳世書、傳、簡、策都是為闡明道義而發的。所謂“道”,則是富國安民的孔孟之道。但與崇尚修身的儒者不同的是,王安石更看重儒道中治國平天下的層面,王安石眼中的道是實現政治變革的重要方式,所謂“惟道之在政事”[1]878,就是說文章要發揮服務社會的功用;谶@樣的文學觀念,王安石對宋真宗及仁宗時期風靡文壇的西昆體深惡痛絕。他認為這種以辭句雕琢為美的文章,只注重對駢儷對偶的追求,其內容空洞乏味,不僅無法起到禮教治政的功用,于世也毫無價值可言。

  相應地,就王安石的散文作品而言,無論是書信、序文,還是游記、雜著乃至哀祭文等,無不表現出王安石對現實政治的關心。這些文章,或針砭時弊,或論辯鮮明,或飽含哲理,或擁護變法,都從不同的角度傳遞著圣人的治世思想。以王安石所作的墓志銘與祭文為例,文章篇篇結構迥異,以虛景達實情,情感熾熱而奔騰,在這樣文學性較強的文體中,同樣蘊涵著王安石一生堅持的變法思想,這從王安石在《祭范潁州文》中對范仲淹以變法為己任的贊嘆中可以看到。

  再如《游褒禪山記》,雖是以“游記”為題,但傳遞出的情感皆是對政治的關懷。該文是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33歲的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時所作的一篇游記,屬于王安石早期的文章。文中作者借游褒禪山表達了矢志改革的決心。從中也可以看到早期的王安石便有較為成熟的衡量與培養人才的政治敏感性,該文情感真摯、意蘊深遠。正如清人浦起龍在《古文眉詮》中評價道:“此游所至殊淺,偏留取無窮深至之思,真乃贈遺不盡。”[2]3175清代名臣李光地也稱贊其“借題寫已深情高致,窮工極妙。”[3]36

  王安石善作翻案文,這種致用思想在翻案類文章中也表現得非常明顯。如《讀〈孟嘗君傳〉》中王安石借義高能養士的論點,反駁孟嘗君養士之說。他認為孟嘗君禮賢下士并非“養士”,所招攬之士為雞鳴狗盜之人,孟嘗君不過是“雞鳴狗盜之雄耳”[1]756,如此方式如何為國家培養人才?真正的士應該是經邦濟世之才,應該是德才兼備之人,孟嘗君名為養客,實則“失士”。不難看到王安石是站在對人才培養的立場上創作該文的。此類翻案文還有如《讀〈江南錄〉》《讀〈柳宗元傳〉》《讀〈刺客傳〉》《讀〈洪范傳〉》等。

  書、序等文體亦是王安石感懷時政、抒發理政心聲的產物。如宋仁宗慶歷八年(1408),王安石時任鄞縣縣令時所作的《上孫司諫書》,該文中王安石分析了鄞縣的現狀,以及自古以來吏治方法,寫與孫司書,諫言不可令吏民出錢購買人來捕殺販鹽者,這會造成更大的危害,百姓陷入刑獄之人會越來越多!杜c劉原父書》一文中,王安石寫到在常州做地方官時,需要開鑿一條運河,由于轉運使不支持,且陰雨不止,民多生病,工程只能停止,王安石因勞人費財又未能辦成而深感愧疚。

  與文人的藝術技巧不同,王安石的文章多是有意為之,每篇文章都是政治家所表達的政治意圖與變法心聲。他的散文多出新,且少有固定模式,這是基于他對時世、歷史的通達關照而得出的,看似不著意,卻能從大處著手,使文章的立意獨特且高遠。

  三、為文致用表現之三:學術上為變法提供思想基礎

  王安石變法是對北宋王朝全方位的變革,不僅在政治和文學上對新政有所要求,在思想上更是如此,因為思想是變法的基礎,這也在王安石散文中占據重要地位。然而,若仔細考察這些文章,可以發現,王安石并未著意去撰寫文章,更不會考慮文章的藝術形式,文章不外是表達思想的載體而已。

  其《虔州學記》中便開宗明義:“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1]859他強調明晰先王之道德性命,重點在于解讀經中的道理,只要道理通透,就不必拘泥于經書的字句。所以王安石提倡以己意解經,即根據自己的主觀體認,去了解和解讀經典,這也是荊公新學的解經理路。

  王安石的學術思想也被稱為荊公新學,在北宋中后期占據學術主導地位。之所以被稱為新學,一方面是為新法提供思想基礎,進而稱之為新學;另一方面也是新學區別于傳統學術思想的地方,即新學不僅打破了漢唐傳注為主的解經方式,同時在北宋排佛老的風氣中能夠援佛老入儒家,并以汲取諸家之長以助儒的方式恢復儒家正統地位,這些都是荊公新學的獨特之處。而其思想在論、序、原、說、記等題材的散文(如《原過》《原教》《性說》乃至《真州長蘆寺經藏記》《撫州招仙觀記》等)中,都有較為系統的闡述。

  為經書做訓詁考訂始于漢代,及至唐代,漢人的注解已不易理解,因此學者在注解經書文本的同時,也對漢人注本加以注解,謂之“疏”,或者“正義”,在注疏本中,對經書的訓詁與闡釋也往往動輒上百萬言。王安石極力排斥漢以來的傳注傳統,他認為:“章句之文勝質,傳注之博溺心,以淫辭诐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為隱”[1]619(《謝除左仆射表》),這種章句注疏之學,沉溺于對名物制度的訓釋考辨,不僅無助于理解經義,還令圣人之道隱而難顯。不僅如此,自傳注之學興起,那些只對字詞名物等方面作訓詁闡釋的傳注之學,只能滿足士人之口耳,很難令人問得切、聽得專、思得深,長久以來失去了對經典義理的探求,也就使經典無法更好地流傳下去。

  同時,經歷代人文政治之變遷,先王的治國理政方式與現實的政治實踐會產生很大差異,對經典的解讀也就需要有新的方式,這是對先王經義與現實政治的雙重構建,是將先王思想與現實的結合,也是變革政治應法先王之意,而非固守先王治國理政具體措施的重要依據;诖,為扭轉因傳注之學帶來的不良學風,王安石主持重新訓釋《周禮》《詩》《書》三部經典,并親自作《周官新義》及《洪范傳》,進而傳播到學校,成為學子學習的教材以及科舉考試的參考書。王安石文集中更是集中收錄了《周公論》《三圣人論》《〈周禮義〉序》《〈書義〉序》等論、序文。在眾多經典中,王安石格外推崇《周禮》《詩》《書》三經。他選此三部經典加以重新詮釋并不僅僅是為了扭轉傳注之風。在王安石看來,周朝的事物秩序是十分合理的,“道”在政治事務中的運用也是非常成功的,而《周禮》則是先王思想和政治的載體,是先王以道的標準來治國理政之經驗的記敘,顯然,王安石是將《周禮》作為先王遺典來看待的!渡袝芬彩枪┚鳈z驗萬物、決斷事情的重要依據。所以,對經典的解讀,也就是對先王遺典的追述。

  時代的變化令后世與先王之時的情況存在較大差異,所以王安石進一步強調,無論是讀經還是解經,都要廣泛汲取諸家思想,在對諸多經典有更深入了解的基礎上才懂得如何取舍,才不會被異學所擾亂。從王安石所提出的廣泛涉獵諸子之書,到《難經》《素問》《本草》,以及小說、農夫、女工,可以看到他所提倡的是嘗試汲取諸多有益的內容來豐富知識體系,通過這樣的方式鼓勵學者不斷拓寬知識面,其最終目的在于“明道”。

  王安石一直堅守儒家之道,這不僅體現在他對六經的重視中,還體現在他對孟子的尊崇方面。如其《奉酬永叔見贈》一文反復強調“欲傳道義心猶在,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1]264追崇孟子是王安石的強烈愿望。他對杜甫憂國憂民,即便面對生活窘境仍懷家國天下之情懷大加贊揚,他所提倡的博覽百家群書,即便是如《廬山文殊像現瑞記》《揚州龍興講院記》《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文中所言的遍覽佛家經典、遍歷佛家寺院,亦是為了恢復儒家傳統,援諸家優秀思想以入儒。

  總之,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相結合的社會身份,以及政治變革的追求與經歷,是王安石與唐宋八大家中另外七家最大的不同,他的文章著意不在藝術,并非為文藝而創作,文學乃至學術更多是為政治變革服務的,因此他的散文有較強的變法致用思想,也正因經世致用精神貫穿于王安石散文的始終,我們在解讀王文時便要注重政術、文學及學術這三重屬性的融合。

  參考文獻

  [1]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 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臨川文鈔[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3] 清高宗乾隆御選.御選古文淵鑒·序(卷五十八)[M]//欽定四庫全書薈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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