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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價值之內涵及其在刑事訴訟中的表現

時間:2020-08-17 09:34作者:楊健 林潤鑫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和諧價值之內涵及其在刑事訴訟中的表現的文章,和諧一直是我們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命題,也是極具意義的理論視角。就目前而言,相較于政治學等學科,我們法學界對于和諧價值的重視程度是不夠的,對于刑事訴訟法學界來說也是如此,較少有人涉足。

  摘    要: 在深化和諧社會建設的背景之下,刑事訴訟法對于和諧價值的回應顯得較為突出。對于刑事訴訟中的和諧價值明確其定義、特征及具體要求,回應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是否有和諧價值體現的疑問。刑事訴訟法應當明確和諧價值是其法的價值之一種,平衡和諧價值的體現與刑事訴訟活動的犯罪懲罰等其他目的、任務的關系,對和諧價值做出正面評價。和諧價值在刑事訴訟法中應當以多元、巧妙、靈活的方式進行體現,并就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體現和諧價值的方法做出一定反思。

  關鍵詞: 刑事訴訟; 和諧價值; 問題的檢視;

  一、前言

  和諧一直是我們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命題,也是極具意義的理論視角。就目前而言,相較于政治學等學科,我們法學界對于和諧價值的重視程度是不夠的,對于刑事訴訟法學界來說也是如此,較少有人涉足。有學者提出,和諧價值在刑事訴訟中可以歸納為對刑事訴訟價值及制度的調和引導,幫助實現刑事訴訟過程“真、善、美”的統一。[1]此觀點具有合理性,但較粗略。因此本文主要想提出幾個問題,一是和諧價值對于刑事訴訟的作用是什么,二是和諧價值應當被如何評價,三是和諧價值應以什么方式去融入。

  二、和諧價值之內涵

 。ㄒ唬┒x及特征

  中國社會之和諧思想源遠流長。有學者曾通過詞義學的方式對“和諧”一詞進行過解讀:“和”=“禾”+“口”,意為人人均可飽食;“諧”=“言”+“皆”,意為人人均有言論自由,因此飽食暢言則為和諧。其實學界已有浩瀚文獻針對和諧思想的起源及發展做出過詳細的介紹,而主要的,“和諧”可以歸納為“兩個及兩個以上主體間相互關系的融洽狀態”。[2]它主要具有以下幾種特征。

  是一種人類追求的理想狀態。無論是“明德慎罰”又或是“寬嚴相濟”,我們都能夠感到其中情理結合,這便指和諧。和諧其實從來都是與一些詞匯同生共榮的,如協調、平衡、寬和、互助等?梢哉J為和諧是一種整體與個體的理想相處狀態,也即張岱年先生所說的非絕對同一、不相否定、相互維持及彼此間的均衡四方面。[3]

  二是其具有多元化功能。和諧在法律中的運用能夠使法律的功能更多元化。人們普遍認為法律是冷冰冰的,“鐵面無私”、“法網無情”。但在另一方面,富有人情味、具有溫度的法律也是人們的恒久追求。而和諧則能夠使得法律具有此功能,它使得過錯懲罰性與教育性相協調。有人認為和諧的事物往往能夠具有最佳的功能,在司法實踐中的馬錫五審判方式便是一個正面例子。相較于移植而來的對抗式,馬錫五審判方式則深入人心,對抗式則不免“水土不服”。

  三是其普遍為人們所贊揚接受。和諧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以人為本”,其歸根結底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出發,因此這一名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人們的歡迎的。

 。ǘ┬淌略V訟對和諧價值的具體要求

  在刑事訴訟的價值這一體系中,學界并沒有將“和諧”作為刑事訴訟價值來加以探討,而多數教科書也并未提及“和諧價值”?梢哉f,“和諧價值”是否屬刑事訴訟價值之一尚未成定論。和諧價值于刑事訴訟而言則是刑事訴訟其所固有的,客觀存在并得以給予國家、社會、公民對“和諧”的合理需要,同時還是自由、正義等價值的基礎源泉。[4]對于和諧價值刑事訴訟領域的應用,我們可以從刑事訴訟的目的及理念等方面著手探討。筆者認為,刑事訴訟的和諧價值理念至少應具體體現以下幾點。
 

和諧價值之內涵及其在刑事訴訟中的表現
 

  人權保障與犯罪懲罰的和諧。人權保障與犯罪懲罰是刑事訴訟法的基本理念,追究犯罪是其直接目的。在刑事案件的處理當中,對于犯罪行為人的責任追究是刑事訴訟法的出發點,若不對犯罪進行懲處,則刑事訴訟法無存在意義,而這也是刑事訴訟法的基本任務。因此,對于刑事訴訟法而言刑事責任的解決是首要的。與此同時,由于在刑事責任的追究當中不免會有不應受到刑事處罰的犯罪嫌疑人受到偵查及公訴機關的合理懷疑。為了使其基本的人權不受侵害,對于人權的保障則又顯得十分重要。而在以往的刑事偵查實踐當中,往往并不能很好地將二者相結合,如刑訊逼供等一些過分追求犯罪懲處卻忽視了犯罪嫌疑人人權的情況屢見不鮮。盡管刑訊逼供在如今已被采用多種手段加以禁止,使得其大大減少,但就總體而言我國刑事訴訟司法實踐領域就人權保障及犯罪懲罰相協調的程度還有提高的空間。如若和諧價值能夠引入,則就必須在這個問題上做出回應。

  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的和諧。沒有程序正義就必然沒有實質正義,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正當程序對于找出客觀案件事實的作用。但在事實上,往往對于正當程序的過分重視并不能夠必然地推導出案件事實,相反卻有可能會成為錯案發生的導火索。忽視了實質正義的法律往往就會淪為形式法。歷史上如辛普森案等也在警示著我們,過分重視程序的正當化并不是一件好事。但無可否認的是絕大部分的案件都通過程序正義而得到了實質意義上的正義,程序正義是絕對不能動搖的原則之一。而和諧價值需要做的,并不是偏激地將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分離,而是將這二者更加有機的結合并加以運用。

  公權力配置的和諧。針對刑事案件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三項權力,為偵查權、起訴權及審判權,分別由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及審判機關行使。三者之間“相互監督,相互協調”,在案件的處理當中達到平衡狀態。但在實踐中表明,這三者之間的權力配置其實并不平等。[5]例如在法庭審判當中,檢察機關承擔對案件的公訴以及對審判機關的監督職能,既是公訴機關又是法律監督機關,這就使得檢察機關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又比如18年新增加的監察委,其擁有對特定案件的調查權。但需明確的是凡經監察委調查確認后的相關案件事實在一般情況下就不能發生更改,即便是公訴機關及審判機關對此有疑議,若監察委不同意進行更改則檢察院及人民法院也不得不將其當做客觀事實加以認定。公權力的配置在這里就顯得不夠和諧。

  和諧價值與其他法價值的和諧。自由、公平、秩序、效率,這幾個基本價值或許可以被稱之為驅動法治運行的四個引擎。而這四個引擎是相互獨立的,彼此有各自的線路,相互干擾較少。但是要想使法治這輛高速列車能夠更加快捷、方便、靈活地行使,那么僅靠這四個引擎就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我們需要將這四個引擎結合成為一個聯動的整體,相互有機結合起來。而這個“粘合劑”便是和諧。和諧價值應當是一個富有包含性的價值,是一個能夠聯動協調其他法的基本價值。只有這樣,它才能夠完成在刑事訴訟領域當中所承接的任務。

  三、和諧價值在刑事訴訟中是否有體現

  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當中并未出現任何有關和諧價值之規定,但是由此而斷言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不曾體現和諧價值又不免有些過于絕對。筆者認為,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當中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和諧價值思想。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對于自愿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訴訟法規定應當從寬處理,這是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對于接受了思想教育,認識到了自身違法行為錯誤的行為人予以適當的寬大處理,是本著“以人為本”的和諧理念去進行的。因此和諧價值在這里是有體現的。

  (二)回避制度

  一般認為,回避制度的應用主要是為了保證案件的偵查、審判的客觀性、公正性,但其實回避制度也體現了和諧思想。通過回避制度,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審判人員審理自身近親屬或有利益瓜葛的案件的發生,使得審判人員始終能夠不帶有傾向性地、始終保持中立態勢地審理每一案件。這樣的話,便能夠使被告人與審判機關在案件審理過程當中保持著一種大體和諧狀態。

  (三)證據制度

  和諧價值在證據制度中主要起到了保障人權及維護程序正義的作用。作為與強大的公共權力機關對抗的刑事訴訟活動,一般情況下被告人是不可能與國家公共權力機關平等對抗的。所以一套能夠保障被告人人權,維護程序正義的證據制度便應運而生。我國的刑事訴訟證據制度對于證據的采信做出了較為嚴格的限制。“刑訊逼供、欺騙、威脅、引誘”而得的證據將被視為“非法證據”而排除,這就能夠在極大程度上保證犯罪嫌疑人在訊問過程中減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幾率,同時還維護了程序正義。[6]

 。ㄋ模┬淌潞徒庵贫

  刑事和解制度是和諧價值在刑事訴訟當中體現的較為明顯的一個訴訟制度。它是格里費斯所提出的“家庭模式”延伸,它極大尊重了被害人的自主意愿以及相當考慮了被害人與犯罪行為人在此次刑事案件后的社會關系恢復,是我們“情”與“法”的有機結合。刑法的命令性以及工具性在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軟化,并使人們切實感覺到刑法的最低限度性道德規范。[7]

  (五)附條件不起訴制度

  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出發點主要是基于“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刑事訴訟法意識到未成年人的辨識和控制能力較低,所以給予其一個改過機會從而讓犯罪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希望能讓他改過自新。這能讓大家感覺到國家司法的溫暖與人文關懷,讓大家明白法律從來就不是冷冰冰的、毫無情面的。這正是和諧價值的內涵所在。

  所以綜上而言,盡管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并無明確闡述過和諧價值的理念,但卻也在很大程度彰顯了這一價值。因此部分人說我國刑事訴訟法當中沒有和諧價值其實是不準確的。

  四、透過和諧價值對刑事訴訟部分問題的檢視

  通過前文我們可以粗略了解到和諧思想在我國刑事訴訟法當中是如何體現的。但隨著探討的進一步深入、延伸,一些顯現的問題也需要解決。

 。ㄒ唬┖椭C價值是否屬于刑事訴訟價值之一種

  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和諧價值雖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甚至法哲學體系當中并未被明文確定為法價值之一種,但實質上和諧價值卻早已經成為了法價值當中不可缺少的一環。自由、公平、秩序、效率、正義等法的價值在刑事訴訟領域當中的應用,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人而實施,也即“為人民服務”。這些法的價值在通過刑事訴訟法律實踐的過程當中,不經意間促使了“兩個及兩個以上主體間的融洽狀態”。而這,正是和諧價值的內涵。所以說那種認為教科書上并沒有列明法的和諧價值,所以它就不算是法的價值的一種的觀點是值得批判的。和諧價值是法的價值的一種這是毫無疑問的,它往往十分低調,并不直接顯露出來而是借助公平、自由等其他法的價值來顯現?梢哉J為,一切法的價值的實質,都在為法的和諧價值而服務。

 。ǘ┈F行刑事訴訟制度是否有與和諧價值相違背之處

  在這里我們可以將問題相對較為突出的刑事和解制度與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拿出來加以探討。

  1.刑事和解對“法院定罪”原則的沖擊

  可以看到,其實第十二條規定的“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與第二百八十八條的“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能判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實是存在著一個邏輯悖論的。刑事和解是在法院宣判前所進行的一項訴訟活動,那么也就表明對于刑事和解程序中“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論斷其實是由公安司法機關做出的,并未經過法院的依法宣判,因此在理論上公安司法機關的這一“判決”其實并不具備法律效力。未經法院的依法判決即對犯罪行為人進行了“宣判”,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刑事和解。也就是說刑事訴訟法在刑事和解制度前的相關條文前就已明文規定了“未經依法審判不得確定有罪”原則的情況下,仍舊在間接上使得犯罪行為人、被告人未經審判而認罪受罰。這相當于允許了司法機關在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卻不將其作為犯罪處理,十分容易對刑事法治造成打擊。[8]同時,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對法院審判權限的下放以及“法院定罪”原則的架空。

  2.刑事和解制度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背道而馳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事司法三大基本原則之一。刑事和解制度,是基于和諧思想而選擇對不同案件采取一種較為靈活、盡量不動用國家刑罰權的一種方案,追求在國家動用刑罰權之前就將問題縮小化。和解后,犯罪行為人因將不被起訴,無需負擔刑事責任,這就可能會使人民群眾產生一種直觀印象:犯了罪卻不用坐牢或花錢就不用坐牢了。這種想法是駭人的,而且會造成惡劣的影響。它可能會使司法權威性下降,使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產生疑惑甚至憎恨,同時很有可能導致腐敗的發生。

  3.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缺陷

  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同樣是“家庭模式”的體現,也是和諧價值思想于刑事訴訟中的表達。但與刑事和解制度不同的是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并沒有明確規定須取得被害人之諒解,它所要求的僅僅是“應當聽取被害人的意見”。這就有可能會造成檢察機關在面對即使被害人不同意諒解時卻仍決定不起訴的現象,導致被害人感受的被忽視,容易使其產生司法不公的想法。這種對于司法公正的公共認同更多的只是在個體介入刑事法律關系時才獲得,在案件處理當中對于被害人心理的顧及往往就會牽扯到司法個案的在人們心中的“公正性”。這是不和諧因素之一。

  4.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沖擊

  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要件之一是要求獲得被害人的原諒。一般情況下,得到被害人諒解無非有三種途徑,一是行為人真誠的道歉,二是行為人給予被害人滿意的金額補償,三是行為人真誠道歉并給予了足夠補償。而被害人若有意諒解犯罪行為人之行為,一般情況下也會同意了和解的要求。那么是否表明,有錢的人就有更大可能性獲得諒解不被起訴,而沒錢的人就會有更大可能性被起訴呢?可以說,這是赤裸裸的對赤貧者的嘲諷與不公。同時,既然是和解,最基本的出發點就是要求犯罪行為人、被害人雙方的自愿。但在現實的司法運作過程當中,卻又往往存在犯罪行為人害怕被“從重處罰”以及被害人擔心會受到犯罪行為人的進一步報復而選擇進行和解。這里探討的兩種制度中所體現的和解自愿性都存在著瑕疵,帶來“不和諧”因素自然不可避免。

  可見,我們現行的刑事訴訟的部分法律制度當中,還是或多或少存在著相當的不和諧因素的。

  五、一些疑惑與擔憂

  在崇尚“情理”結合的古代傳統司法當中,對于和諧思想的貫徹是十分全面的。比如“春秋訣獄”,這是一種由儒家學派所發展出來的一套在情與理之間尋求平衡關系的一種審判方式。當根據法律的規定并不能達到人們所預先設想的“善”的結果時,審判人員就會采用儒家著作當中所記載的故事及其所體的道義標準(即“微言大義”)作出判決,使儒家經與權關系理論為司法判決創制特殊的“通融”方法。它的主要特點,便是審判人員具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同時這種傳統意義上能體現和諧理念的審判方法一直被我們以“人治”所詬病。

  在我們當代的刑事司法當中,為了能夠使案件的處理能夠體現出法律溫度,我國的刑事司法也給予了司法工作人員部分的自由裁量權。就像刑法給予了審判人員對于不同案件實事求是地做出不同量刑的權力,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當中也給予了公安司法人員在針對刑事和解以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當中的部分自主權力,而給予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針對不同案件的情況做出最為貼合“情”與“理”的方案選擇。從時間跨度來看,為了使法律能達到人民大眾所期盼的“和諧”狀態,我們與古人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給予司法人員以自由裁量權的方法。而其中的差別,只不過是兩者自由裁量權限的大小而已。而這是否表明現如今的刑事司法當中其實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人治”,同時古代司法中“以權壓法”、“以言代法”之情況也是否會發生呢?[9]

  其實在嚴格遵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給予司法工作人員以自由裁量權,以使和諧價值得到體現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但需要我們思考的是,我們是否只有這一種方法,或這是否是最好的方法。而相較給予司法工作人員以自由裁量權為代表的刑事和解及不起訴制度,同樣能體現和諧價值的回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就顯得更為和諧得多。

  同時需要我們明確的是,我國的刑事司法在傳統意義上長期被認為是人民外部的“敵我矛盾”關系。不同于民事司法中的“人民內部問題”適用和諧價值在傳統意義上所具有的正當性,往往我們在刑事司法上貫徹落實和諧價值的思想是需要慎重的,甚至是不為人民群眾所理解的。因此,對于進一步深化和諧價值在刑事訴訟法內的體現的活動,就需要我們采取更為靈活、更能為人民群眾所接受、更能體現和諧價值的方式。要想解決好這個問題,就必須得平衡好和諧價值與犯罪懲罰性二者之間的比例。

  六、結語

  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趨勢下,我們力求在刑事訴訟法當中發揚和諧價值是十分正確的。作為刑事訴訟法的價值的基礎性本源,它對于刑事訴訟的發展來說,既是不可缺少之一環,也是未來發展之方向,這是我們對于和諧價值應當做出的評價。盲目拒絕刑事訴訟和諧價值的說法是值得質疑的,但過分注重和諧價值以使刑事訴訟的其他法定任務被忽視的做法也相當不妥。要想處理好二者的關系,我們就必須得尋得一個平衡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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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李林.與構建和諧社會相關的若干法學(法治)理論問題[J].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2006(3):28-32.
  [3] 李存山.張岱年論和諧[EB/OL].http://www.docin.com/p-331836346.html,2019-08-03/2020-05-12.
  [4]賈少學.論和諧作為法價值的表現[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6(4):21-23.
  [5]卞建林,李箐箐.從我國刑事法庭設置看刑事審判構造的完善[J].法學研究,2004(3):82-93.
  [6]陳瑞華.刑事證據法的理論問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21-23.
  [7]周光權.論刑事和解制度的價值[J].華東政法學院院報,2006(5):13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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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孫光妍.中國傳統法之和諧價值考察[J].北方法學,2007(4):1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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